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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曾经发函,诚邀大清帝国参加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可惜那是在帝国国运衰竭接近谷底的1895年,而且举国上下不乏把拿破仑理解成“轮难拿,破轮更难拿”之辈,更不用说明白奥林匹克的含义。一来无暇他顾,二来不明其所以然,况且顾拜旦肯定只在函中阐述奥林匹克精神而不会提及大清的龙脉和风水,大清帝国不参加才算正常反应,参加,反倒不正常了。
好事者至今仍在争论顾公之函是否真的发出,是发给光绪爷还是发给李中堂。争论的结果似乎不大重要,反正大清国没有参加那次奥运,也错过了低价购买奥运会原始股的一次绝好机会。我不无遗憾地老佛爷盘算,若欣然派人前往,让善舞无影脚的黄飞鸿参加跳高跳远,挑几个御前一等带刀侍卫参加射箭,派几个专司六百里加急军报的骑士参加长跑和马拉松,说不定还能为帝国争几块名垂青史的金牌回来。
错过了这一次的参与,再回首,已是1932年,哀兵刘长春风尘仆仆地出征,孤身到达洛杉矶,代表四万万尚不知奥林匹克为何物的民众,参加了第10届奥运会,可惜无功而返,雄关虽未越,足迹却永留,虽没有披金戴银的功勋,却仍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壮举。
历史给了我们52年的时间积蓄力量,洗刷耻辱,然后把这个艰难过程的结束仪式,预定在当年刘长春失意离开的洛杉矶,安排在许海峰在扣出的那一声枪响之后。虽然东欧国家的抵制,稀释了这枚当届奥运的首金的含金量,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天意,上苍想让我们的仪式更加灿烂,更有象征意义。
既已不再是看客,那就力争做个贵宾。经历过84年的高调亮相,92年的华丽转身,2000年的一飞冲天,我们有理由期待2008,在家门口的笑傲江湖。
摩擦一下因为加油而拍得通红的手掌,滋润一下因为呐喊而沙哑的喉咙,你会体会到一种参与的快乐,一种深度参与的快乐。
所谓的深度参与,指的自然是让游戏里的参与者,认可你,尊重你,重视你,甚至规则邀你维护和制定游戏的规则。这个世界的舞台,大多数时候只为深度参与者而设。所以,看客有看客的清闲和失落,参与者有参与者的忙碌和快乐,而这快乐,因其昂贵而罕有,因其厚重而持久。
好一句重在参与,其含义之深,之广,套用一句《围城》里脍炙人口的话:游戏如此,人生如此,世间的大多行业,也大约如此。
我们所置身的保险行业,又何尝例外?
早在1805年,我们的土地上便有了保险公司的身影,可惜东家是英国人。短短几十年内,保险业开始在各大通商口岸蓬勃发展,企业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那种场面,有点象刚刚过去的世界杯:豪华的球场,狂热的球迷,英气的球员,好一派繁华似锦新气象,可惜,那是一次没有我们参加的盛会。
一个甲子的岁月之后,终于等到了我们自己的“国家队”――上海义和保险行,虽然弱小,没有官府支持,但却终归有了呐喊鼓励的寄托。10年后,迟钝的清政府开始创立保险招商局,自此,我们的保险行业,才拥有了自己名正言顺的‘国家队’。中国稚嫩的保险业就此艰难起步,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巅峰时期。
可惜这个巅峰,只是一个相对的巅峰。尽管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队”,其中不乏精明强干的民族资本精英,但我们却不得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下面挣扎,这样的参与,只是一种陪衬式,点缀式的参与,陪太子读书,苦远比乐多。
1937年,大战前的最后一年,外资保险公司拿走了中国市场收入的四分之三:1比3,中国队落后。有点象刘长春的洛杉矶之行,我们参与了,尽力了,但由于竞争之外的原因,我们输了。
乌云一直笼罩在这个行业的上空,其间,偶尔会有几束阳光漏下来,但很快消失,就这样一直阴霾着。
太阳再次露脸,已是1979年。
大破之后,终于迎来了大立,立人,立法,立秩序。在国家意志和保险法构筑的新秩序下,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真实意义上的“主场”。阳光下,随着经济腾飞的节拍,我们的成长有如井喷。
当然,相对封闭的产业环境,有点象我们的“全运会”,奖品是我们自己的市场蛋糕,我们在这场自己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里培养羽翼,锻炼肌肉。我们也开始吸收别人的科学理念,开始尝试着运作银保合作,慢慢学会整合我们的优势资源。
“全运会”自然不会这么一直地开下去,渐渐地,我们就要面临在家门口的“奥运会”,旧秩序下的对手,在准入门槛逐次被削薄后,正在或者将要卷土重来。但我们不害怕竞争,甚至可以说,我们渴望深度参与一场新秩序下的竞技,去洗刷旧时压抑的记忆。
置身于中银保险,我开始想象,若干年后,或许那些国际保险业的巨头们,即便在最私密的场合谈起我们的中银保险的时候,表现出一脸的尊重,一口的赞誉,就像在1984年那个盛夏之后,我们谈起美国体育的强大,那将是一种深度参与的快乐和回报。
世事无处不奥林匹克,深度参与,深度快乐。 (浙江分公司 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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